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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她說暫沒計劃回歸柏林的聯邦政府。

她說暫沒計劃回歸柏林的聯邦政府。

有位兄弟甚至舉槍朝著騷亂的源頭準備射擊：那是一雙女性的雙腿，膝蓋以上裸露，自天花板垂掛而下。圖說解釋這是一位名叫茉爾的女僕，因為太想知道共濟會的祕密，所以爬上密室上方閣樓，偷看他們開會。

啟蒙時代的重要思潮迫使共濟會不得不採取守勢，試圖為自己辯解。這些嶄新又獨特的女性社交場所有個共通點，就是經營相當用心，不讓參加的名媛閨秀有任何機會失態而損其端莊。會所內，集會進行到一半，突然發生意外插曲而中斷。文：約翰．迪基（John Dickie） 排擠女性，是共濟會號稱普世包容的準則中最明顯的漏洞。針對這種說法，共濟會提出一連串的反駁，解釋其拒收女性的原因。

接著他們又辯稱，無論時代如何演變，他們始終掙脫不了崇高古老傳統的束縛：嚴禁女性是中古以來的規定，他們無法改變。他們在無數的演說及小冊子中聲明，他們尊重女性，只是世上所有男性，包括共濟會員在內，天生就愛競爭、爭風吃醋，一旦身邊出現性感撩人的女性，他們不敢保證能否保持和諧融洽的共濟精神。四位來自英國的傳奇巨星，皆已年逾七旬，所有興奮與精彩，在他們的身上，絲毫不減，但也因為時空的挪移，搖滾樂，在他們身上，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所有人，包括滾石樂團本身都觸動的空前盛況，天時地利下，彷彿一夜解放了古巴，所有壓抑，所有自由，都溶在金曲裡頭，唱不完的老歌，創造了新時代。看這部影片，一方面驚訝於他們的「不變」，演出時的橋段，一如他們仍是小伙子：主唱Mick Jagger的蹦跳與魅惑唱功、吉他手Keith Richard彎下腰來撫慰吉他與招牌獨奏⋯⋯種種期望之內的事情，滾石之所以為滾石，白髮與皺紋沒有帶走經典時刻。另一支造訪古巴的英國威爾士樂團Manic Street Preachers（狂街傳教士），與時任古巴領導人卡斯楚見面時，「善意提醒」這位政治巨頭，「我們的音樂會很吵（loud）」，只見卡斯楚笑了笑，用最「卡斯楚式」的幽默回：「會比戰爭來得吵嗎？」也因為這一段小插曲，後來Manic Street Preachers將歷史性的古巴演出發成光碟時，將其名為《比戰爭更吵》（Louder Than War）。比起舞台的成功與華美，有幾幕散發人味兒的場面，肯定更叫樂迷驚嘆。

影片中不斷穿插的各個國家的音樂人文地景，有受到滾石影響的人們，也有滾石樂團體驗他人音樂習俗的橋段。對於歐美歌迷，對滾石樂團的樣子，或許是累積而成的經驗。

曾經的反動與革命，終能成為數萬人共享的狂喜。Keith的起床鬧鈴是窗外不斷吶喊 Olé, Olé, Olé, Richard的樂迷，「在過去，搖滾樂代表著『壞』，但從那些『壞』裡，我們才看見生機與創造」，樂迷理解滾石，如同一場宗教體驗。更多國家，尚未歷經過滾石的現場。曾經只能偷偷聽的音樂，在國家開放後，轉變成轉變與前進的旗幟。

在巴西站的一個小房，Mick和Keith兩人隨興的唱起了〈Honky Tonk Women〉，只一把空心吉他，瞬時將數十年來的默契給幻化，比任何一個華美舞台上的版本都更使我心醉。透過高速攝影機的拍攝，四人在舞台上的魅力與瞬間，豈止禁得起歲月考驗，風霜化為智慧，真正「滾石不生苔」。這其中的等待與耐心，身心的體會，恐怕也是搖滾樂最年輕常駐的意涵。如今，要演出這些歌曲，難度比當年高出太多了：一場接著一場的演唱會，體能與腎上腺素，對一群老傢伙來說，竟然比年輕氣盛時來得更拚、更精準。

又如同那首同樣經典的〈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你不會永遠得償所望），搖滾樂與其故事不會讓人總是得到想要的一切，然而我們能得到的，已經比想要的更多一些，甚至與時空連動著，無意之中，我們也是歷史裡的一部分。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導演以多元的角度，透過多重攝影手法與大量景觀取景，重新解釋了滾石樂團的階段與樣貌，在熱情無比的南美洲，襯托出搖滾樂的原味與提問。

跟著滾石樂團再走一遭，正如唱了數十年的金曲〈Its Only Rock N Roll（But I Like It）〉（這只是搖滾樂，但我愛它），透過影片，這份龐然能量全新顯現，雖「只是」搖滾樂，隨著歲月，使人更加痴迷執著。搖滾勢力進入極權國家，總是讓人充滿想像。

即便老江湖如滾石樂團，也有尚未做到的目標：在古巴首府哈瓦那開唱。在阿根廷站，他們會見了一組專門翻玩滾石的當地樂團，連語言都不太暢通的情況下，一切榮耀與激動歸於生命經歷的交錯。「玩團巡迴了五十年，還有目標可以去達成，真的非常棒。對南美洲多數的樂迷而言，曾經長期經歷軍事獨裁政權統治，搖滾樂是一場最棒的夢，最自由的禁忌，一個曾經只能放在心底的秘境——正因為如此，能夠迎來地球上尚活躍著，最傳奇的搖滾樂團，對南美洲的樂迷而言，意義不凡。雖然不是第一組在古巴演出的搖滾樂團，然而這樣的規格，對古巴政府、經紀人與現地執行來說，都是接近不可能的挑戰：當時古巴尚未完全開放，直到巧合的事情發生了，滾石所預定的演唱會時程，剛好在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古巴的當週。對南美洲許多樂迷來說，則是「只聞樓梯響」的傳奇成真。

」 滾石樂團是如此標誌性，連歐巴馬在哈瓦那發表演說時也提到，「雖然古巴正準備著滾石樂團到來，我們仍期待與這個國家更多的交流。這些畫面，超越過往不羈的想像，滾石樂團持續吸納著養分，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或許正是經歷風雨後，成為仍能僅存的五十年大團。

古巴政府本來表達「無法一次應付歐巴馬跟滾石樂團」而要求演唱會改期，在所有行政人員付出一切的堅持下，滾石樂團終於成行，前往未曾到達的那一站。搖滾樂不盡然只能是年輕歲月的噴發，也有厲害的樂團，如滾石，走過了五十餘年，在這個階段，帶來了最熟美的果實

還有很多人因為無法走出已棄之身的絕望感，淪落到賣身的處境。而我認為這兩個學術出版事件都觸碰到慰安婦論述中最敏感的一條神經：社會期待的是一個「完美受害者」。

「我也是受害者」 她連那天的日期都還記得。我們等待著陽光露臉、人性再現。拉姆塞耶同樣收到大量來自學界與國際社會的抗議，更因其與日方企業間的資助關係備受質疑，論文也須接受期刊的重新調查。她既不思考也不講話，最終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我們隨之看到的，是痛苦之後迎來的並非希望，而是另一次絕望。但金息描繪的這些女性，都是還沒能受教育就被拋進地獄的十三、四歲少女。

但朴裕河無法撼動受害者敘事中所需的完美形象，這個完美形象就體現在二○一一年設立的「少女像」中：那是一個清純無暇、臉上有著堅毅表情、緊握反抗的拳頭、身著傳統韓服、光腳面對脆弱處境的女孩。小說掌握了這個核心，並透過當下、過去、夢境、臆想等時間與敘事的交錯，讓受害者記憶經常被認為不可靠的問題，也變得理所當然。

無能言說之痛 在納粹暴行的創傷敘事與歷史記述中，現身言說的有不少是猶太知識分子。」而直到小說結尾，作者才把她十三歲被抓去滿州前，在老家的名字還給了她。

……當過慰安婦的女人一個接一個的跟著她的腳步，出來作證，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上面這段描述，可說是慰安婦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刻。如今二○二一年初，哈佛法學院教授拉姆塞耶（John Mark Ramseyer）在一篇預計發表的論文中聲稱，二戰期間日本軍隊慰安婦實際上是招募來的，這些女性不是被脅迫、而是簽合約自願被僱用的。同樣論調在韓國籍日本研究者朴裕河的《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中也出現過，強調日軍協力者與業者的存在，認為許多慰安婦本來就是「賣春婦」。這些少女們在戰後大多流離失所，奪不回自己的名字、無家可歸、亦無法發聲，集體沉默度日超過半世紀，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這些「受害者」在二戰期間總計約有二十萬名，戰後估計倖存兩萬名，而在金學順現身後，南韓官方也僅登記了兩百三十八名受害者，在證言三十年後的現在（二○二一），則僅存十四名。

明明有活著的證人，世人卻說這件事不存在，所以她才流淚，才覺得無言、無能為力⋯⋯金學順說，就是因為這樣，才決定把自己的遭遇公諸於世。對她而言，思考自己，是一件充滿恥辱和痛苦的事。

圍繞著二戰日軍慰安所的社會論述與文化生產，也經常可見批判之餘、更致力於重構「野蠻」，使得暴行不斷再現並且被記憶。找回自己的名字，整整用了七十多年。